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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代价”---柏乔良律师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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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力:完善法治需人们养成守法习惯(晶报演讲周)  

2008-07-31 11:45:32|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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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组成”:

  法律、规矩、规则、习俗

  “中国法治在过去的30年,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开始我们讲民主与法制,1995年以后,中央提出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们又把‘法制’改为‘法治’。”苏力开门见山地说,就法治来说,有很多的定义,最简单的就是社会当中的规矩,大家日常生活要有规矩,政府运转和社会的运转要有规矩。“法治其实不仅仅是国家制定的法律,而且包括了我们日常的许多规矩,包括了许多职业道德。”

  因此,国家通过公检法机关,通过工商、质监、药检等执法机关来强制推行,也仅仅是法治当中的一部分,尽管这些部分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从来不是社会生活当中最主要的部分。社会生活中最主要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的规则来约束,那这些规则是什么呢?一般说来是在“熟人社会”中,在大家经常交往的人群当中形成的一些规矩。

  “这种规则其实是在我们社会生活当中很早就形成了,我们小时候最怕的事情是什么?比如把你的风筝借我玩一下,你把你的铅笔盒借我看看。如果不借的话,另外一个同学说我不跟你玩了,小伙伴一听到不和你玩了,就形成了妥协,所谓不和你玩了就是一种制裁。”苏力举例说,这种制裁表现在国与国之间,就是“贸易禁运”、“断交”等。所以,有许多国家制定的法律中有社会规矩、规则、道德和习俗。

  法治变迁:

  随社会迁移不断变化

  中国在过去30年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呢?苏力表示,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人口流动性增加,以前中国老百姓绝大部分都是生活在一个“熟人社区”当中,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中国有80%以上是农民,农民一般是长期住在一个村子,这个村子里基本上是亲戚、熟人住在一起;在小城镇里面,实际上也是大型的“熟人社区”;在大城市里情况稍有所不同,但当时计划经济条件下,大家一旦进入一个单位以后,基本上就会在单位长期待下去,实际上还是生活在“熟人社会”。因此,那个时候不良现象和犯罪都比较少。

  但是随着30年来的经济迅猛发展,整个社会发生巨大的变化。现在农村常住人口和城市常住人口的比例基本上各占一半,也就是说在过去30年间,城市人口每年以1个百分点在增加,而农村则正好相反。在人际关系变成不太确定、不太稳定的情况下,导致社会当中的规则不容易被遵守。许许多多的人在道德、廉耻和遵纪守法方面的良好习惯慢慢发生变化,开始不太遵守长期在熟人社会当中熟悉的规则。“因此可以发现,任何一个社会,最大的违法犯罪群体来自于流动人口,不是说流动人口都犯罪,而是说流动人口当中犯罪的情况更多。”

  “随着人口的大量流动,原来秩序保障的机制基本上被瓦解,这给社会治安带来很大的难处。”苏力说,这个社会的变化、社会的变迁,是整个现代化进程当中每个国家会遭遇。因此法治在这个过程当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法院、检察院、公安以及相关社会综合治理机构日益重要起来,法治也就随之慢慢变化。

  法治特点:

  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

  “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影响着中国的法治。”苏力分析,中国法治的宏观问题之一就是中国特色。中国遇到的问题和其他国家不一样,中国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转变是一样的,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这个转变就非同一般。“大家都知道,家里人越少,矛盾就越少,如果家里人多,那矛盾也就多了起来。因此大家想一想,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这么多人口,要完成这么一个宏大的社会历史转变,你想,要面临多么大的问题?”

  “要从‘熟人社会’转变到法治社会,有个艰难的过程,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有些西方国家花了200年左右完成这个过程,而中国如果从1978年开始算起,到现在也只有30年,实际上中国大规模转为市场经济也就是十五六年,如果要把需要200年或者是100年做的事情压缩到30年、15年来做,就很难达到理想的目标。”苏力接着说,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的法治问题就是改革,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由农民社会转到工商社会、城市社会,所以需要加速变革。“但是改革往往和法治有时也并不一致的,因为法律不能朝令夕改,昨天怎么样、今天怎么样,后天怎么样。可是改革是什么?改革就是对于以往做法的突破,这当然也包括了对旧有法律框架的突破。”与此同时,在改革进程中出现的许多社会问题,也需要法治来回应,这是一种辩证的关系。

  苏力还指出,中国各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也是一个问题。法治是需要统一的,各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法治在实际运用中出现尴尬。还有些法律制定出来,在城市里比较好执行,但在农村不好实际操作。“法治要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虽然不是完全迁就老百姓,但是要让老百姓基本满意。否则也许制定的是一个很好的法律,但基本上没有办法执行。”

  法治观点:

  不主张废除死刑

  “在中国目前的防范违法犯罪的技术条件下,废除死刑的主张是站不住脚的。尽管20世纪有一些发达国家废除了死刑,但是作为人类社会的漫长历史而言,这毕竟还只是短暂的一瞬,究竟如何,我们还要看看。中国的法学家和刑事司法制度不应当‘随波逐流’,不能仅仅因为某种理想和美好愿望,就急切废除死刑。”在演讲中,苏力还旗帜鲜明地表示,他不主张现阶段我国废除死刑。

  他认为,废除死刑的提出应该说也有它的“道理”,但是要真正把它变成法律上的实践就非常难,因为法治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执行,需要全国的大部分老百姓能够接受。如果废除死刑,法律就失去了有效威慑力,在高度流动性的社会,可能就有更恶劣的后果显现出来。

  法治未来:

  发展前提是经济发展

  “社会生活当中要有规矩,需要完善的法治来保障良好的社会秩序,但法治并不能解决社会当中所有的问题。”苏力说,千万不要把法治看成是一个绝对完好的社会、完美的社会,生活当中的烦恼、感情上的淡薄、父子的关系、婆媳的关系、夫妻的关系、朋友之间的关系这些矛盾,社会法治能解决这些问题吗?法治不是解决这些问题。法治是要解决一些社会的基本规矩,比较重要的社会问题,可以到法院去解决,但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到法院去解决。

  “中国法治的完善和建设不仅是国家的责任,也不仅是公检法等执法机关的责任,而是每个人的责任,需要每个人都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

  在演讲结束前,苏力指出,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和变化为中国社会现代法治的最终确立奠定了最深厚和坚实的基础,中国现代法治形成已经具备了一些基本条件。对中国来说,促成法治不断完善和进步,仍然要通过经济的发展。因此中国法治发展的前提,依然是经济发展。

  名·对话

  法律反映社会

  听众:您2006年出了本《法律与文学》的书,这本书以中国传统戏剧材料分析法律的理论和相关问题,请问:从文学艺术作品来研究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有何特点?

  苏力:分析这个问题重新去理解中国法律传统的问题,这本书是我自己个人的兴趣,渗透了我对古代法律问题、当代法律问题的思考。以文学作品来进行法学和其他学术研究的事例并不少,因为围绕故事进行分析研究法律问题的最大优点是故事的开放性和可解释性,是一个更具包容视角的观察空间。

  听众:法律不仅仅是被动的一种反映生活,也应该是主动引导社会的发展,对社会的引导性您有什么看法?

  苏力:我不反对法律有引导性,比如说全国的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从深圳开始,引起全国其它地方都效仿。但这只是个案。制度法规的制定要适应经济水平的发展,很多情况下应该是反映社会而不是引领社会,即使是引领社会那么也会出现由谁来制定引领法规制度和如何制定法规等问题,这当中难免会夹杂个人私欲在当中,搞得不好很可能会再次出现计划经济,所以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法律反映社会。

  听众:您传统文化学养深厚,平时涉猎很广,并曾对儒家文化进行研究,您从制度的视角理解儒家文化是否有独特收获?

  苏力:我曾经写过文章就是讨论儒家的制度作用,我个人认为不应该只把儒家仅定位于文化层次上,应该再把它升华到制度上,在我国的古代,“三纲五常”就是当时国家的“制度”,它规范了当时生活中的很多问题,虽然它并不适合成为现代制度,但是对中华文明的进步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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