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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代价”---柏乔良律师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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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规定(兼谈中美法律比较)  

2008-02-01 11:16:55|  分类: 办案心得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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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法律咨询中,经常有朋友问到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特别是有些朋友思想中存在一些误区,认为只要自己受了委屈,或者说精神上受到折磨,就可以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还有认为既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标准,就可以任意提出索赔要求。针对这些问题,我在这里做一个整理。

      精神损害又称无形损害,是指行为人侵害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使公民产生恐惧,悲伤,怨恨,绝望,羞辱等精神痛苦,以及使公民神经受到损伤等。国内外学者对精神损害的概念又有不同的理解:一种认为,精神损害是基于心理作用致使他人痛苦不安及发生精神状况的异常;另一种则认为,精神损害是基于一定行为致使他人尊严,威信降低;还有一种观点以《牛津法律大词典》为代表,它给精神损害定义为“不仅仅是一种惊吓,而且是一种可辨认的身体或精神上的损害,它不是由于身体撞击而引起的,而是所见,所闻或它经历通过大脑而产生。”

      诚然,由于精神损害的无形性,其受到的损害程度不能用金钱加以衡量。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民法保护人身权主要方法,是赋予受害人排除妨害和侵害人承担非财产性责任方式的请求权。但事实上,受害人为排除妨害要开支必要费用。侵害人只承担非财产性的责任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显得苍白无力,难以达到制裁违法,填补损害,抚慰受害人之目的。

     虽然英美法系较之大陆法系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制度起步更晚,但其发展和完善,尤其美国的侵权行为法理论,值得包括我国在内的大陆法系国家借鉴。     

    美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主要体现在侵权法之中。

     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法律学会便在理论上明确承认心理痛苦赔偿制度,即我们所说的精神损害赔偿。在美国的侵权行为法中,导致的心理伤害,根据侵权人的主观因素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由于故意和轻率的行为导致他人精神痛苦,在内涵上相当于行为人出于故意或重大过失而损害对方的精神权益;而另一种则是过失地导致他人精神痛苦,也就是行为人基于一般过失而损害他人精神利益。根据美国法律学会编辑的《法律重述·侵权行为法》第46节的规定,行为人对其故意的和轻率的导致他人精神痛苦的行为承担责任。构成对当事人精神损害的要件是:第一,行为人的行为是极端的和粗暴的;第二,伤害是故意的;第三,实际发生的精神损害是严重的。什么是严重的精神痛苦呢?在Davis v. Gage 一案的判决中,爱达荷州上诉法院认为严重的精神痛苦是指已经被“身体上的伤害”证明,或者有证据表明“原告的日常行为已经因此受到妨碍…或者是他/她的精神上遭受难以承受的打击。”

基于以上两种精神损害的理论分类,随后产生了精神损害请求的诉讼模式。原告在遭受被告的侵权后,为了获得侵权法上的赔偿,必须证明下列事实:(一)被告的行为是故意的或者是不计后果的,这是侵权人对造成精神损害的主观方面;(二)被告的行为是极端的和粗暴的,足以造成侵害的结果;(三)被告的行为导致了原告的精神痛苦,也就是被告的侵权行为与原告的损失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四)该痛苦十分严重,以至于达到任何合理的人都无法承受的程度。这是要求赔偿的重要根据。以上的各请求,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并且各个证据之间需形成一个严谨的逻辑体系,才有可能胜诉。

在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上,各国为避免原告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过宽而伤害被告的合法权益,均在立法上对原告损害赔偿范围严格限制。美国侵权法也不例外,一方面对精神损害进行了严格的界定,另一方面,又在原告的举证责任方面放宽要求,便于原告争取权利。

“精神痛苦是且仅是人的状态的一部分。任何人当他的财产或金钱受到损失,或者是应当到手的预期收入忽然没有了的时候,都会造成精神上的不快,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完全的心理上的宁静,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原告在过失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中必须表明他所承受的精神痛苦伴随着身体上的伤害。美国爱达荷州高等法院在Czaplicki v. Gooding Joint School Dist.一案的判词中指出,主张过失精神损害赔偿必须证明有“身体上的受伤害的症状”,这种症状包括“剧烈的头痛,偶尔的想自杀,精神衰弱,性欲减退,疲劳过度,胃痛,没有食欲等等”。如果没有身体上的伤害或者疾病的表现,同时也没有其他基于财产的合法利益的丧失,精神损害赔偿的主张是得不到支持的。这便将精神损害严格限制在了直接损害的范围内。有这样一个例子,美国新罕布什尔州高等法院2001年12月审判的Linda &Dolly v. Clark & Barbara 一案。被告雇佣Morgan协助他们举办家庭晚会。原告诉称Morgan在被告家里喝醉了酒,而后驾车引起交通事故,致使Edna死亡。作为Edna的遗产管理人,原告要求被告作为肇事者的雇主负责赔偿包括过失精神损害的损失,因为被告对其雇佣的人疏于管理。原告声称,由于她亲眼目睹了自己母亲的死亡,精神上和身体上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因此向被告主张过失精神损害赔偿。这样的诉讼请求是成立的,只要“原告所遭受的损害符合某种客观的医学上的诊断标准并且得到了医学专家的证言证明”(Corso v. Merrill, 119 N.H. 647,653 (1979)换句话说,“精神上的损害必需要由因此引发的身体疾病的症状来证明”。在本案中,由于原告没有能够提供专家证言证明她因为目睹母亲的惨死而遭受巨大的精神伤害,他的身体也没有明显的症状能够作为支持他要求过失精神损害赔偿的证据,因此法院没有支持原告的此项诉讼请求。

在另一方面,由于司法实践中,由于被告的故意侵权,精神损害往往伴随着身体的伤害同时出现,为了区分身体伤害与单纯的精神伤害的界限并充分保护原告的利益,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的形式,形成了具体的规则。只要原告身体上的伤害与精神的损害是基于被告的同一故意侵权行为产生,原告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无须提交身体损害的证据,即使身体损害与精神损害的证据具备很强的相关性。
  不仅如此,纵观近几年的精神损害赔偿诉讼,我们不难发现,很多精神损害赔偿诉讼,已经突破了以上的两个方面的限制,而逐渐向合同纠纷方向扩展。这在大陆法系的精神损害理论上是不成立的。最主要的例子,如1999年Erlich v. Menezes一案中,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认为,不论不论是否出于故意违反合同,如果给对方造成精神损害,都是应该赔偿的。这便将精神损害纳入了违约损失之中,更有利于保护受害者的利益。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在我国的立法体现,也经历了一个过程。由于长时间对人性的漠视和缺乏人文关怀,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理论起步很晚。1986年颁布并于1987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损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这一规定是我国民事立法的一个新突破,理论界和司法界普遍认为这一规定标志着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的确立。随后,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印发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起用了“精神损害赔偿”一词,从而基本结束了民法通则颁布以后我国理论界对第120条是否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争论。以该《解答》的公布为标志,我国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对精神损害赔偿的研究和关注也从该不该赔偿转至如何赔偿的课题上来。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又做出了《关于确定民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在立法上对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范围,规则又做出了更详尽的规定,使之有法可依。《解释》公布以后,学术界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这是在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方面继民法通则以后的“第二个里程碑”,对正在起草制定中的民法典具有借鉴意义。

尽管如此,我们同时还应看到,我国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制度仍存在若干有待提高之处;尤其是在仔细分析大洋彼岸的不同法系国家对精神损害的处理方法后,更对我们提高具有积极的意义。

比如,在刑事公诉案件中中,被害人及相关利害关系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
  美国法律制度中,基于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在我国相当于公诉中的被告认)的犯罪或侵权行为,被害人及其相关利害关系人有权对精神损害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个中的理由不言自明,因为犯罪行为不同于一般侵权行为,它对于被害人的人身、财产损害往往是更加致命性的,如果造成精神伤害,往往也较一般的侵权行为严重,因此获得精神损害赔偿是必要的。而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解释》中规定,自然人因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而针对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法院一概不予受理。很明显,这不利于刑事被告人的合法权利的全面保护,应在立法上予以纠正。

除此之外,还需指出我国目前法律体系中,有关精神损害赔偿还有以下制度上的缺失,甚至是明确加以否认的,包括了本文开始提出的问题。

1、关于法人人格权受到侵害的问题

虽然上述《民法通则》第120条第二款规定了法人人格权受到侵害适用第一款公民侵权赔偿的规定,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但在上述最高院的《解释》第五条却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人格权利遭受侵害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在我看来,法人或其他组织也有人格,虽然不具有自然人可能的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但其名誉、荣誉遭受侵害时,也会给法人或其他组织成员带来精神痛苦,并且可能给法人或其他组织带来经济损失。所以,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应该得到立法上的支持。

2、精神损害达到何种程度才能得到赔偿

对此,《民法通则》及司法解释未作规定,《解释》第8条明确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只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可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判令致害人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种规定是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理解和掌握《解释》中的“严重后果”,成了实务中急待解决的问题。

在此,我们有必要对国外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作一番了解。在国外,将精神损害赔偿作为独立诉因的国家,大多主张对精神损害普遍的进行赔偿,而不论造成的损害后果的大小,即使是象征性地赔偿少数金钱,也视为合法。然而,这种做法引起了学术界的不少争议。比如美国,反对的学者认为这种主张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也有的学者认为,这种做法势必增加社会的讼争,同时还存在赔偿数额难以确定以及因果关系难以证明等问题。由于美国是判例法国家,而且这些说法也仅仅是学术性的,美国各地法院在具体个案中,对精神损害赔偿及数额的支持,更多地体现了其以人为本的法律根基。

  在我国,《解释》提出致人精神损害达到“严重后果”的,方可进行赔偿,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如何界定“严重后果”,理论上存在分歧,实务中也不易操作。事实上,不妨设定两个认定标准;一是侵害行为致人“严重精神损害”的,可获得金钱赔偿。何谓严重精神损害?可参照英美法国家的看法,虽然给严重精神损害下定义是困难的,精神损害从案发时就应该出现,但是这种损害不一定非得导致肉体伤害或神经上的打击才能被看成是严重的精神损害。正如美国某一判例中所指出的:“如果一个神态正常,身体健康的人不能妥善对付案件中的情况,所带来的精神压力,就可以认为存在严重的精神损害”。二是参照通说,侵害行为的情节恶劣,影响很坏和损害结果严重的,应当认定为“情节恶劣”;行为人采取公然手段侵害受害人,在公众中造成极其不良的社会影响,就属于“影响很坏”;行为人破坏他人精神健康,实施肉体损害,造成受害人伤残或死亡结果,就属于损害结果严重。这些 “严重后果”的判断和认定,从案件的实际情况出发,主要依靠法官的素质、良知、水平、道德等自由心证和裁量,也靠司法实践的积累和总结。

3、刑事案件中受害人及其家属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由以上分析已经可以看出,针对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法院一概不予受理的规定体现了我国法律体系内不同法律部门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应当加以解决。

4、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解释》第十条规定了数额确定的因素,最终如何计算取决于法官的裁量,当然法官裁量过程中是还要参照原告的请求,原告请求的数额确定更是决定因素。由此可见,在起诉时,这个数额既不是越多越好(诉讼费的等因素),也不是越少越好。

最后,指出,《解释》第四条规定: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物品所有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这一规定是一个突破,但也提出一个问题,涉及到诉讼时案由的选择,比如是合同违约之诉还是侵权之诉,因为我国现行法律是不支持违约之诉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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