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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代价”---柏乔良律师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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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人民陪审员制度,司法民主还是政治摆设?  

2007-09-06 16:35:45|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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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东方经验”美誉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在我国审判制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005年5月1日起实施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陪审员制度的单行法律,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一件大事,自然在其颁布实施之日,虽仍有各种改进与完善的建议,更多的是一片溢美之词,各级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更是成为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与实践的前沿阵地,其成效不断见诸报端。2006年9月3、4日两天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人民陪审员工作召开的第一次专门会议在京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分别出席会议并发表了极为重要的讲话。中国法院网醒目的大红标题是“第一次全国法院人民陪审员工作会议结束,为今后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当我的朋友、荆楚网东湖社区的某论坛版主李敖马甲与我交流,希望我对此说点什么的时候,我的第一句话是:我不习惯弘扬。也许是我的这种习惯与“李敖马甲”的名字不谋而合,我们还是很快的达成一致,在我当天能够闲下来的时候就对人民陪审员制度说点什么,也便形成了下面我对人民陪审员制度及其与司法民主之间关系的质疑的文字。

 虽然肖院长强调指出,中国特色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因此也应“不断发展完善”,政法委罗书记也强调指出,“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促进司法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但我要说的是,从法律人的理性角度思考,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陪审员制度由于实践上的操作困难和理论上的难题,已经出现严重的名存实亡的趋势,现在我们所做的,多数都是些政治文章,或者称之为政治技巧。

 一、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实践中面临难以逾越的难题。

应当承认,陪审员选任制度上的改进可以提高陪审员整体上的素质,尤其是其业务专长领域的素质也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但更加浅显的是,由于大部分陪审员缺乏必需的法律知识,甚至不懂法,虽然他们可以凭借原始的是非感,通行的道德标准来作出非专业判断,但这就不可避免的从个人好恶甚至是错误观念出发从而产生偏颇,因此这种让外行人对案件做出判决意见的做法是不合适的,而且即使让有很强法律基础的法律工作者作为陪审员,并只对案件事实做判断也是不适宜的,因为对事实的判断是构筑在对各种证据的听取和采信基础上的,而证据的采信是依据法定原则进行的专业取舍和认定,一般法律工作者都经常会面临困难,更遑论非法律工作者。因此无论什么水准的陪审员对案件做出的判断也未必有专职的审判人员准确,所以赋予陪审员审判权对案件的正确审理是无多大助益的,如果连正确审理都难以做到,那我们建立和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所追求的司法公正与司法民主又从何谈起呢?有人认为可以通过对人民陪审员的培训来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实践中我们也的确也这么做了,但与其将本无法律知识和审判能力的普通的公民培养成具有审判能力的陪审员,干嘛不将这些宝贵的人力、物力用来提高我们真正的裁判权的行使者--人民法官的素质呢?

另外,人民陪审制度设计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实现所谓审判监督,实现司法的公正、民主从而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本质。我们知道,人民陪审员是被赋予与审判员相同审判权的,这就很容易产生悖论:人民陪审员参审制,人民陪审员是来行使审判权,还是来行使监督权的?看来,人民陪审员既要行使审判权,也要监督自己行使审判权;既要当运动员,又要当裁判员了。那么,他们本身又要接受谁的监督?我们总是习惯于用“代表人民”行使监督权来不断的循环论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陪审员是如何代表人民?又如何接受人民监督的呢?

与此同时,人民陪审员制度更易造成司法腐败。因为作为普通群众的陪审员,没有受过正规的职业培训,往往比法官更少责任心,这就更容易受到利益的驱使而滋生腐败,而且现行法律没有规定陪审员因重大过失造成案件审理错误时所应承担的责任,因此,事实上陪审员较职业法官更容易受到腐化,而更是与该制度促进司法公正的良好愿望背道而驰。

再有,由于人民陪审员制度本身存在的相关制度保障不完善,事实上,陪审员大量存在着“不陪不审”、“只陪不审”、“只审不议”、“只议不判”等等现象,陪审员往往只是一种政治摆设,而不可能发挥其可能发挥的作用和价值,更不要说这种可能的作用和价值本身就很低。

二、我国现行人民陪审制度违反宪法原则

司法独立越来越成为法治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原则。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即从国家根本法的地位上确立了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也做了同样的规定。由此可见,“审判权只能由国家审判机关--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行使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审判机关--人民法院,审判权只能由经过专门训练,掌握法律知识的特殊的国家公务人员群体--法官来行使,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都不能行使审判权。” 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目的是使陪审员发挥保证公民参与行使司法裁决权,这是与宪法相违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二条还对法官的范围做了明确的界定,“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

可见陪审员并不是法官。但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8条第2款规定:“人民陪审员在人民法院执行职务期间,是他所参加的合议庭的组成人员,同审判员有同等的权利。”这一规定使不是法官的陪审员拥有了同审判员相同的审判权,这是与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本身所规定的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原则相违背的。因此我国原宪法在规定了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原则后又规定了法院审理案件时要有人民陪审员参加,本身就是一种立法冲突,是不合理的。现行宪法取消了人民陪审制度是立法规范性的表现,而其它法律、法规中所继续规定的人民陪审制度是违反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的,是违宪的。有的学者认为宪法规定了人民群众有监督司法的权利,所以人民陪审制度作为人民进行司法监督的手段,它的存在是有宪法依据的,但事实上有关法律的规定使人民陪审员不仅被赋予了监督权,更有了同审判员相同的审判权,这便是与宪法中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相违背 。

  笔者认为,现行宪法之所以没有像前三部宪法一样规定人民陪审员制度,正是司法独立这一现代司法原则和司法精神的体现,而不是像有学者指出的是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立法缺陷” 。

 三、司法与民主

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促进“司法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提法不免让人进一步会问:司法与民主究竟是什么关系?司法与民主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吗?司法的使命何在?司法应当民主化吗?在司法过程中,群众与个体哪个更是民主的精髓?

事实上,总体上看,司法与民主是两回事,至少从本质上没有必然的联系。毫无疑问,民主是一个政治概念,与专制对立。司法更不是伴随民主制而产生的,专制制度下也有司法,而且中国两千年专制制度下的司法明显是不民主而是专制,但又是行之有效的。“人民民主”本质上是人民至上,带有明显的利益倾向性,而司法呢?现代司法制度讲究的是司法独立与公正,追求的是公平和正义,而不能有任何利益倾向。 虽然,在既定的民主国家体制内,司法不可能回避与民主的联系,但是,司法与民主得保持距离,不能用民主的原则、方法、民众情绪来取代司法。对于当前中国而言,保持这个距离就是:司法的目的取向应该淡化,不管把它的目的规定为民主还是专政;法官的产生方式应忠于司法的自治与独立;司法的民主责任不能有伤于自治;司法民主化不是群众化、运动化;对于司法而言,个体的权利与尊严较之群众意愿更足珍贵 。加之从司法的独立性价值这些角度,我们不难看出,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促进“司法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提法就是有种种问题的。

四、人民陪审员制度、调解结案与构建和谐社会

最高人民法院网站记者陈永辉在报道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人民陪审员工作召开的第一次专门会议用了这样的标题:“中国特色人民陪审员制度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报道着重提到:“2005年5月至2007年6月,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644723件,人均审理案件13.82件,占普通程序案件总数的20.09%。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的案件,80%以上都做到了调解结案,做到案结事了”,以此来凸显人民陪审员制度建设之显著成效,这恰恰印证了中国特色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的重要讲话。我没有做过更详尽调查,因此绝对不敢说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的案件特别是调解结案的案件中,人民陪审员究竟起到了何种作用。我只知道,调解结案无非是一种民事案件和部分行政赔偿案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结案方式,这种结案方式与判决结案本质上都是属于纠纷解决的方式,而绝无优劣之别;调解结案与构建和谐社会(暂不对“和谐社会”发表看法)更没有直接和必然的联系。正像张卫平教授撰文指出的那样:诉讼调解的非理性运用与诉讼调解成了“风”有密切的关系,基于“风”,人们往往身不由己,没有多少人敢顶“风”而行。这种“风”的形成既与我们的认识偏差有关,也与司法体制以及外部环境有关。在认识上,我们简单地将诉讼调解与社会和谐直接划等号,将和谐的达成与调解的结案率直接对应起来,从而形成一种政治意识上的“高气压”,如此,调解之“风”也就自然生成了。实际上,任何强制或变相强制达成的调解不仅不能达成社会和谐,还有可能影响社会和谐。法律既是社会和谐的尺度,也是社会和谐的保障,因此只有实现了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才能保证社会和谐的实现。从这种意义上讲,在诉讼领域里,裁判处理纠纷是实现法律,使法律实在化的基本方式,而且是主要的形式和手段。因此,我们不应离开具体案件情形和当事人的意愿,一味强调诉讼调解,让调解之“风”劲吹 。

基于此,我们更不能把调解结案以及调解结案率的高低作为和谐社会的标准,同样,人民陪审员参审的案件调解结案率高低,又有什么意义呢?

[1] 何家弘:《陪审制度改革断想》,《中国律师》1999.4。

[1] 郎秀凤、解锁军:《人民陪审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1] 朱义全:《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思考》。

[1] 佚名:《司法与民主:中国司法民主化及其批判》。

[1] 张卫平:《一味强调诉讼调解不利社会和谐》,《南方周末》2007年5月17日。

    

     稿源:荆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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